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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不再是中产心里的应许之地。

到新加坡的第6个月，王锋做了一个决定——离开新加坡。

做这个决定，王锋只用了5秒钟，就在收到房东的信息之后。房东通知他，5月起，王锋租的这间位于市中心的公寓，将从5000新加坡元（约为2.6万元人民币）涨到7000新加坡元（约为3.6万元人民币），涨幅约合1万元人民币。而这已经是房东半年内的第二次涨价了。

到新加坡前，王锋对这个国家十分憧憬——环境优美，经济发达，最重要的是政策环境对他所从事的Web3行业十分友好。他的朋友圈里，大部分同行都在2022年去了新加坡，看着他们每天在朋友圈晒，王锋心痒难耐。在公司开始为员工落实去新加坡的手续时，王锋第一个报了名。

在国内，王锋年薪70万元人民币，去新加坡后，公司又主动为其调薪30%。去之前，王锋还给自己定了“五年计划”：在五年内将EP签（工作准证）转成PR签（永居签证），然后买房，将家人一并接来，定居新加坡。

计划赶不上变化。尽管去之前就听同行抱怨新加坡物价飞涨，但直到王锋肉身生活在新加坡后，才知道“飞涨”的概念有多离谱：房租、餐饮一涨再涨，30%的薪资涨幅根本覆盖不了在新加坡的生活成本。而且EP签的门槛越来越高，永居签证也越来越难拿。

国内疫情政策放开后，王锋逐渐萌生要离开新加坡的念头，房租涨价成为最后一根稻草。

“新加坡的舒服是留给超级有钱人的，做普通工作的国人依然很卷。像我，一天工作10小时是常态。”王锋告诉《中国企业家》，“上班压力大，赚的钱还要帮本地人供房子，家人也不在身边，能否拿到永居是未知，这种不确定性其实非常压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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